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声称，代表制民主不仅不是民主的赝品和堕落，反倒是是民主的高级版。
三、明确与系统设计运行有关的法规范为了优化整合各类数据，打破数据孤岛、系统壁垒，系统平台均由顶层设计，由上级负责开发、管理和维护，要求下级行政机关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办理审批业务。参见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16行终24号行政判决书。
[112]对于电子证照的核查，行政机关可以通过电子证照共享方式对关联信息进行查询、核验，比如，通过身份证信息检索电子驾驶证。[25]陈军梅、童健华：《从网上登记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的探索与实践》，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8年第5期，第34页。严若冰、白利寅：《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42—43页。法院也表示认同，认为审批机关并未作出书面决定并颁发行政许可证件，其代领并扣押该证件，属于在颁发前的内部审查行为，该行为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是自行纠错行为，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91]因此，立法应当注重对系统应用的事前事中规范：第一，行政许可在哪些环节上可以实行自动化，事先要作合法性、可靠性充分论证，法律与技术风险评估，集体讨论决策。
湖南省尚未出台相关规定，不能当然推定湖南省认可电子证书可以取代资质证书原件进行经营活动。一律不考虑类似该案的合理因素，比如，因债权债务纠纷，机动车不在当事人控制之下。[1]行政组织的法律保留，是指要由法律来设定行政的组织事项。
[8]对于美浓部达吉的天皇大权当然结果的说法，行政学者蜡山政道提出批评：官制与行政的效能和目的发挥有重大关系，影响人民的利害关系。既有法规的性质，原则上自应依据立法程序来制定。另外，法律还规定过议事协调机构。从这一角度而言，也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行政的自我组织权。
首先由法律控制国务院部门的设置、任务、职权等重要事项（《宪法》第62条第3项），再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对部委的任务和职责作出细化规定（《宪法》第89条第3项），对需要法律规定的部门规定其司局级内部组织的设置、任务、职权等事项，对于不需要法律规定的国务院办事机构、事业单位等部门规定其设置、任务、职权等事项。[5][德]E.Schmidt-Aβmann（海老原明夫訳）「ドイツ行政法の最近の発展（上）」自治研究72巻9号（1996年）12頁。
事务与权限不能严格区分，前者是静态的行政事务范围，后者是动态的实行事务的作用范围，权限规定转换视角就能成为所辖事务规定。现实中也以局长或科长等名义作出行政指导，从组织的权限分配视角来说，同位阶的机关可能就被分裂为法律事项与非法律事项。其中存在两个关键要素：一是保留给法律，即议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他法规范如无法律授权就不得染指。但从应然角度而言，应当由专门的部门来承担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任务，因为议事协调机构在机构属性上不适合作出具体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更不应享有具体的处理权限。
1928年，新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和职权，开始施行五院制。管辖权规则必须具有法律根据，应当肯定这适用于所有的具体情况，不允许例外。散见的组织法规定，不仅法律数量少，而且规范强度不足，与法律保留的要求存在很大距离。但即便规定职权，也只是行政行为法上职权的综合，而不存在行政权限行使的具体要件及其法律效果。
但如果并没有对人民直接行使权力，而仅为在内部从事庶务、调查、提供咨询意见等，就不必以敕令向人民公布其规定，是先发布敕令再设置机关还是直接设置机关，全凭天皇自由裁决。由后者而言，对于人民毫无法律上的关系，仅厘定行政组织内部组织及行动的规程，当然为行政规则。
行政机关具有任务以及为实现任务所必要的、范围明确的所辖事务。相对容易实现的是行为法径路，其次是民事法径路，再次是组织法径路
针对作为私主体的算法推荐平台，当前《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选取了较浅层次的算法解释路径，即说理公开。涉及国家秘密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信息，因其具有明确的形式依据可供判别，因此在算法的绝对不公开问题上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例如，法律可以通过依靠算法更好地实现预期效果。[54]为减少或者杜绝算法制定的随意性，行政机关可以将算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化，形成算法合法性预审机制。对照制定重要的行政规定应遵守的程序要求，诸如健康码一类的行政算法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制定程序：第一，制定该类算法应公开征求意见并经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核机制必不可少，行政机关除了审查算法制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定权限、法定程序，还应当重点审查算法内容是否合法。
(三)算法内容的合法性算法的实体合法性涵盖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依据和算法内容等方面。[6]算法行政与数字行政几近同时出现的原因在于数据与算法不可分离，对数字行政的研究必然涉及算法。
出于全面监督行政的考虑，行政机关应承担更全面的备案义务，报备算法的全部内容。名定而实辨，不同名称折射出行政在不同时期受科技带来的不同影响，这些名称在行政法层面亦存在着不同的理论难题。
依据行政规定制定说，算法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可被纳入行政规定的范围。[61]同样，算法制定过程中使用的算法模型也应当精确可靠，否则结论将不具有参考价值。
[51]同样是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考量，《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16条仅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明显性审查主要是考虑设备是否存在明显违反逻辑和科学性的情况。并且，算法制定一般由多位技术人员合力完成，若再考虑机器通过训练数据集不断学习后对算法的调整优化，算法将无限黑箱化。[28] 关于算法在应用阶段和制定阶段产生的两种风险，参见林洹民：《自动决策算法的风险识别与区分规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第191页。
算法实施后，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或者依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48]进言之，反对全部公开者认为，更合理的公开方式应当是说理式公开，即行政机关只需说明算法的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包括目的要素(算法要实现的行政目的)、依据要素(算法依据的法规范)、规则要素(算法制定的基本规则)、效果要素(输出数据是否符合预期效果)、救济要素(对算法产生异议时的救济方式)等。
算法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可被纳入行政规定的范围，若涉及外部性权利义务的分配，则算法属于法规命令。无论是自动化行政、数字行政抑或本文讨论的算法行政，都只具备描述内在或者外在现象的功能，仍须回归行政法的学科体系，以我国现有的规范—原理进行法的纯化。
法律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能够折射出共同的理性主义基础。然而，为了实现法秩序的持续与稳定，行政法学的体系化思考和学科体系建构不可或缺。
因此，当行政算法作为行政规定调整外部行政法律关系时，其同样属于法规命令，而非行政规则。算法可通过一般化模型批量解决具体问题，此时作为人机交互决策机制的算法具有抽象性的特点。(三)算法作为法律的作用媒介治理工具论更多地关注算法的技术工具属性而忽视了算法的规范属性，其根源在于治理工具论认为算法仅能作为法律的作用媒介，而非法律本身。[26] 关于算法嵌入公权力的异化风险，参见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第67－70页。
[27]前者对应算法制定，后者对应算法应用，两者指向不同的行为类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制定行政规定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应当建立一套程序完备、权责一致、相互衔接、运行高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
近年来，行政机关基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目的也在不断创新和强化对算法的使用，被嵌入算法的行政权一方面展现出高效、便利等优势，另一方面逐渐呈现出膨胀、隐蔽、滥用等异化趋势。 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自动化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与规则构建研究(22BFX167)的阶段性成果。
聚焦于行政法领域，在算法行政被提出之前，至少出现过自动化行政和数字行政的学理表达。对算法相关行为进行定性，不仅能够实现行政法对算法行政权的规训，也能使算法的行政法属性得到定性。
